一个时代变了。
仁多崖丁清楚地记得两年前,他指挥灵州之战时,城下乃堪称精锐的泾原路兵和熙河路兵,其先锋正兵各个披甲冠盔,但是缺粮少械。
面对灵州城坚固的城墙,这些宋军被迫攀墙蚁附而上死伤狼藉,最后盘桓城下二十日粮尽退兵,遭到党项骑兵追杀。
仁多崖丁下城时检食宋军的尸体,战死士卒都是饿得整个人都脱型,沿途倒毙战马和驮车的牲畜也是一副瘦骨如柴之状。
仁多崖丁感叹,宋朝败亡此非战之罪,全是将领急躁冒进之故。
事后党项国主李秉常见了仁多崖丁,言他在危难之时守住灵州城,赞誉他是党项的不世名将。
仁多崖丁很谦虚而是道,此乃坚壁清野之功,非臣之善战。
确是如此,当初宋军讨伐时,党项连连野战失败,正是一名平素名不见经传的老将向国主和梁太后建议,采取坚壁清野,集劲兵于兴灵,诱宋军深入的办法,这才大破之。
当然仁多崖丁完全没有功劳吗?也是有的,宋军初抵灵州城下时,城内人心惶惶,城将欲弃城而走。
是仁多崖丁稳定了军心,并从容指挥打退宋军第一轮进攻。但这也是很多将领能办到的事。
之前宋军入界时,他还与熙河路泾略章直一战,肩膀还被对方射中了一箭,比起章直来说自己又算什么名将。最后鸣沙城久攻不下,又是仁多崖丁临危受命主持攻城,一举消灭了近万宋军。
若说大白高国内之前还有少许人对仁多崖丁不服,此刻已全部服气。
因此仁多崖丁也确定,一旦凉州城破,宋军定不会生饶于他。
担心宋军继续用炮试射,仁多崖丁用众将在城楼上用饭,饭食不过是一碗糙米饭,加一些葱韭而已。
不过党项这时贫富贵贱差别不大,似仁多崖丁堂堂统军只食糙米饭,士卒们也用此而已,并没有什么不妥。不过仁多崖丁与众将食具用得是瓷碗,士卒们用木碗,仅有这些奢侈的。
仁多崖丁至今还坚持着青唐人的传统,辫发而左衽。他有时候看不惯儿子仁多保忠学着汉人那边戴头巾和穿右衽的汉服。
他认为汉化会丢了党项人勇猛尚武的风气。
但他也明白推行汉制有助国主实行中央集权,譬如梁氏原先的部落制,虽有一盘散沙的忧虑,但也保持了党项人骁勇善战的风俗。仁多崖丁虽有意见,可似他这样出身青唐的党项将领与李清那般汉人降臣都属于‘寒门’范畴,只能靠依附国主而得势。
所以他最后也没有反对。
后来他发觉推行汉制是无可奈何的事,譬如汉人的米饭确是要比干酪好吃。
不过现在仁多崖丁察觉怕是连糙米饭也要吃不起了。
因为预见到凉州要被宋军攻打,所以仁多崖丁已提前准备这一战,并在凉州城内深挖窖藏储备军粮,以防止宋军困城。
但没料到之前宋军南路温溪心和王赡部抵达时。因宋军之前的劣迹,导致凉州附近的部族担心遭到宋军的屠戮,从四面八方地涌入凉州城中。
甚至宋军也是有意为之,专门从四面驱赶老弱妇孺的部民进入凉州城,至于青壮则拘住,逼迫附近的部民全部逃入凉州城。
这些部民都是人心惶惶,进城之后衣食无着,纪律又差,令仁多崖丁不得不派兵镇压。这十几万新添的老弱妇孺消耗着城内的存粮,但在守城战中派上用途却非常有限。
眼下凉州粮食不够,而如此手段,令仁多崖丁隐隐心惊。
宋军何时为达目的,竟也如此不折手段了。
……
西路和中路两路宋军会师凉州城下后。
众将云集。
李浩,王文郁二位熙河路中最负盛名的大将,虽不在此处,却另有重用。
王文郁坐镇卓啰城和盖朱城一线,随时支援凉州或东路军。
而李浩本是坐镇兰州,策应两路。
但二十几万大军会师后,又粮草不继,范育调令李浩率一万人,三万刚返回的民役,押运粮草正赶往凉州城下。
两路大军会师,本是件可喜之事,不过帐内气氛有些凝重。
帐内大将即有分属东西两路大军阵营,又有番汉两路派系,还有文臣武将之别。
其实军队中比文官之中派系更复杂,山头主义盛行。番将与汉将间言语不通,利益之争的隔阂存在。
因此从一开始会师的愉快后,立即就进入了暗流涌动的阶段。
起身议论事的是赵济。
赵济出身官宦世家,他祖父赵贺,父亲赵宗道都是一时名臣。赵宗道与韩琦还都是崔立的女婿。
赵济作为衙内三代,却是新党大将。当年他在巡查时发现富弼推行青苗法不利,当时上疏弹劾,导致对方最后致仕。赵济现任秦凤路转运公事,专门负责王赡西路军的粮草转运之事。
新党的官员一般能力格外出众,赵济也不例外。
这一次西路军北进,于粮草安排上,他计算得恰到好处,既最大的节约了民役,同时也保障了大军的供给。
现在两军聚议。
赵济道:“如今大军已是齐聚,当尽快将随军民役放归,否则在此消耗粮草,不出十日即将粮草耗尽。”
没错,运输粮草的民役自己也要吃粮。
赵济继续道:“泾原路经略使沈存中曾算过一笔账,大军征伐,因粮于敌,最为急务。”
“他算过一笔账。譬如,一名民役负米六斗,兵卒携五日干粮,一名民役饷一卒,一去可十八日。”
“米六斗,人食日二升。二人食之,十八日尽。若算上返程,只可进九日。”
“若二名民役饷一卒,一去可二十六日。如米一石二斗,三人食,每日六升。八日时一民役所负已尽,给此人六日粮遣回。后十八日,二人食,日四升并粮。若计回程,止可进十三日。前八日,日食六升。后五日并回程,日食四升并粮。”
“三人饷一卒,一去可三十一日止,可进十六日。”
“依此而算兴师十万。辎重三之一,止得驻战之卒七万人,已用三十万人运粮,此外难复加。放回民役,还须有援卒。再算上运行死亡疾病,人数稍减,且以所减之食,援卒之费。”
赵济之言在场武将有些打起了呵欠,觉得非常无聊。
但蔡卞却知是真知灼见,对很多人来说,上一次两路伐党项,败了也就败了。譬如旧党认为就不该发动战争,新党总结经验认为明明正面战场都打赢了,只是最后后勤乏力才输了,此非战之罪。
而沈括也一直在检讨,并更深入总结经验。
为什么后勤不足?大军的补给线应该在几日之内。
沈括计算出,若按照极限三人负粮支援一名士卒而计算,补给线要在十六日以内。
按照大军行进一日三十里计算,四百五十里为宋军出击的极限。
若算上打城五日而计,最多只有三百里。
沈括最后总结出十万大军出征,其中三万人是辎重部队,真正战兵只有六七万,就要三十万民役保证后勤,正常情况下朝廷是无力承担的。
最后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必须因粮于敌。
当然沈括这份上疏建议,蔡卞也在章越那边看到了。不过沈括的‘因粮于敌’的解决办法,被章越改作了‘浅攻进筑’。
既是浅攻进筑,似种谔,徐禧那般主张一口气突进上百里筑城不可取,但几里一城十几里一城又太浪费人力物力了。
同时章越非常赞赏沈括这份刨根问底的精神,赞许为‘实事求是’,‘惟精’之法。
赵济道:“兰州至凉州五百里。这一次兰州出动大军十五万,民役三十万,因采用了黄河和庄浪河水运之法,大大省却了民役之力。”
“兼之大量从民间征发骡马车辆,驼能负三石,马骡一石五斗,驴一石。故以两名民役负当一名士卒不仅绰绰有余,还运来了八牛弩和行炮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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