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说赵开山的确是个坑货，但是此时此刻他依然处在得志时期，若是没有他这种分析能力，很难看得出赵开山正在走向灭亡。

这个时候做出背弃赵开山投靠他的决定，难不成是先知？

赵作良有这种水平？

“您是赵氏的元老，地位很高，关系很紧密，而据我所知，赵氏宗族对我的观感总体上是负面的，所以我的确想不通您会来这里与我谈论婚姻之事，能请您为我解惑吗？”

赵作良开门见山了，苏咏霖也就不藏着掖着了，也问得很直接。

两个都很直接的人谈起话来就会很舒服，没什么隔阂。

“这一次回乡，让我开始反思我这么多年来为了赵氏忙前忙后鞍马劳顿，到底是为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最后还剩下些什么。”

赵作良开始把自己所经历的事情完完整整地告诉了苏咏霖。

从回家以后的一系列遭遇开始讲起，讲着讲着，委屈的味道溢于言表。

苏咏霖听了以后沉默了很久。

他没想到赵作良居然开始思考个人和宗族之间的关系。

这在现实政治中是个雷区。

是一个连皇帝都不会去触碰的雷区。

毫无疑问，在苏咏霖未来的道路规划之中，是有解体宗族这一目标的，固然方法不一，但是目标是一定的。

唐末五代以来，世家大族主导的士族政治走向毁灭，原先社会基层的政治结构被毁灭，社会基层的出现了权力的真空。

北宋建立之后，儒家思想日渐走向属于它的复兴。

儒家思想从东汉白虎观会议走向高峰之后，伴随着魏晋南北朝的大分裂时代，就一直走下坡路，不复东汉时期的辉煌。

隋唐固然一统，但延续南北朝时代的文化局面，儒释道三家并行，儒家思想并未完全成为主流。

直到宋，随着军事上的日益保守，宋帝国需要一种可以充分保障皇权地位的思想成为治国理政的主导思想，在这一背景下，儒家思想完成了属于它的复兴，重新取回了国家宪法一样的地位。

儒家文人们把三纲五常粉刷一遍，重新请上舞台。

在这套框架之下，一个超稳定社会结构诞生了。

县以下的传统社会结构之中，宗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相当程度上，宗族才是地方上真正的基层管理者。

出于交通、行政成本和维稳成本等方方面面的考虑，封建统治者并不抗拒和传统宗族分享地方上的基层权力。

皇帝是天下人的宗主，家主是宗族的宗主，丈夫是家庭的宗主。

在各自的框架内，他们都拥有其他官员、宗族成员、家庭成员不可置疑的权力。

如果有人质疑，那么既得利益者就会正大光明的动用法律、族规、家法来惩戒叛逆者，维护自己的权力和地位。

无数个家庭家庭组成宗族，无数个宗族组成国家，一环套着一环，一个社会每个阶层都有人可以享受到三纲五常带来的好处。

哪怕是个穷鬼，对自己的家人都有处置的权力，妻子孩子是不能违抗他的。

超稳定社会结构由此形成，且在极大的层面上降低了封建帝国对基层治理的成本。

因为所有三纲五常制度下的受益者都会不自觉地维护这一套制度。

而正是在宋朝，这一套制度又一次发扬光大，社会稳定性较之前朝前所未有的增强，维持稳定的力量空前增强，极大的削减了宋廷的统治成本和维稳成本。

不需要把政权无限度的下移，不需要无限度的增加官吏开支，靠着统一的思想和三纲五常，宋廷也可以达到维持地方稳定的目标。

而宗族就是这一重要的介于平民和官府之间的维稳机构。

帝国财政从来不会多么宽裕，诸多支出项目之中，也只有养官的费用可以稍微马虎一点，能在这方面削减开支，统治者如何会反对呢？

这当然也无形之中增加了宗族在地方上的力量扩张，形成了官府和宗族共享权力的基层生态。

只是这一生态固然帮助帝国维持了稳定，削减了行政开支，但是也会在其他地方把这一红利给收回去。

从来没有两全的事情，统治者做判断的时候，经常会有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判断。

这件事情也一样。

宗族降低了朝廷的统治成本和难度，帮助朝廷付出了统治成本和维稳成本，那么这个成本难道就是白送给朝廷的吗？

难道宗族是个慈善机构，免费为朝廷管理地方还要赠送赋税和动员水平吗？

当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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