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赵昺从来到这个世界后，对城市的了解还真不多。他进入的第一个大城市是广州，但那时候敌我双方相互易手已经多次，经历了兵乱后不用过多想想就知道是个什么样子；第二个大城便是泉州，不过也是经过月余的战斗才打下来的，也已经是百孔千疮了。
琼州府城算是赵昺居住时间最长的城市了，若是算的上城市的话。可他入城后对琼州城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完善了城市设施，并对居民进行了‘爱国卫生教育’，且人口也要少的多，一直没有发生过大面积污染的现象，连皇宫都充斥着臭气。
待进入临安城后，说实话赵昺活动的区域极为有限，至今也未能走遍每个角落，再者说他要出门临安府都要组织人大扫除，呈现在眼前的是繁华、整洁的一面，因而难以看到肮脏、龌龊的另一面。而前世受到影视剧的影响，总是想当然的以为一定就是和电影城里一样干净而又整洁。而与之相对的，许多美剧，以及国内很多关于欧洲中世纪的段子，都将中世纪的欧洲城市渲染的污秽不堪。
据说在启蒙时代之前，欧洲城市中的一个突出的景象和特征，就是满街的粪便。一位十七世纪的古董商人曾经记录了查理二世及其王室成员在牛津度假所留下的遗迹：“虽然他们看上去衣冠齐整、快乐，但他们非常无礼和粗鲁。在他们离开时，所有的地方，烟囱里、书房里、卧室里、地窖里，到处都是粪便。”
在十八世纪之前，每天将粪便直接从窗户抛弃在大街上，是欧洲大多数城市的社会习惯。从古罗马留传下来的公共浴室时代全民洗澡的辉煌不复存在，而肮脏的躯体被看作更能接近上帝。圣亚伯拉罕五十年不洗脸，不洗脚。圣西蒙任蠕虫在他溃烂的伤口上拱动而从不清洗，圣尤拂拉西亚进了一座女修道院，里面有百多个修女，她们从不洗澡。
在中世纪修道院甚至只准许修士一年洗两次澡，圣伯努瓦修道院的院规规定，即使病人的病情需要入浴，审查手续也非常严格，尤其是对身体强壮和“年轻”修士更为严格。不洗澡成了圣洁的象征。人们会毫不犹豫地把那些有足够勇气不洗澡的人册封为圣人。连大都会巴黎和伦敦也不例外，在街上走同样要小心从天而降的粪便，人们不得不以香水扑粉来掩盖身体上的臭味。
而在‘公知’们的宣传下，赵昺一直以为中国古代如他们所说。由于我国自古以来重视农业追肥，将粪便视作贵重的农业肥料而倍加珍惜。从唐代开始粪便就是商品，也有人以剔粪为业，家财巨万。至水稻种植业发达的明清时期，南方城镇的粪便往往会成为抢手货。古代城市排水有沟渠排水，直接排入江河，渗井，并有专人管理。绝对不会发生粪便从天而降，污水遍地的情况发生。
在这次宫中水源发生污染事件后，赵昺才意识到没有体会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包含的深意。他多方查询和走访之后，才知道蔡完义汇报的情况只是整个卫生情况的冰山一角，实际上已经不是严重，而是十分严重，时刻有爆发公共卫生危机的情况发生。
早在唐代世界最大的城市长安就已经存在污染的问题了。由于城镇急速扩张，人口激增，与排水相关的传染病问题日渐突出。渗井，是讲污水直接排入地下，也会对百姓的健康产生重大影响。而沟渠有明沟暗沟，不过由于明沟，长安城的蚊蝇比较多，以致驱赶都不及。
除此之外，由于长安的地形问题，还面临着一个与现代同样严重的问题——内涝。城内很多民宅、仓库，多是泥土夯成，因此有时一场严重的内涝，甚至足以将整个长安城瘫痪。此外城市道路也并非都是砖石铺就，频发的内涝，足以将道路变成‘水泥路’，使得长安城内甚至出现了专门帮人背负行李，过城中那些大大小小水坑的职业。而给这些人带来就业机会的同时，内涝也给长安城带来了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瘟疫。
有人会说，这不可能，古代早在秦汉时期就知道铺下水道了，且许多排水工程到现代还在发挥着作用，而长安作为六朝古都绝不会出现内涝的情况。但事实是隋朝开皇二年，隋文帝命宇文恺修建大兴城，九个月就修筑完成。但是皇帝给的工期太短，在营造大兴城下水道的时候，宇文恺为了节省工程量和时间，并未将铺设的地下管道连接在一起，而是留了许多未连通的竖管，任由导出的污水自由排放。
而唐长安城就是在隋大兴城的基础上修建的，过了三百多年，朱温入主长安，劫持唐昭宗入洛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长安水苦”，对于这样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来说，长安的地下水源，已经在三百多年的粪便尿液不间断排放中，受到了污染，变得盐卤化，不再适合大规模人群居住了。也因此，从此以后，长安再也没有成为华夏历史上王朝的首都，地下水源的污染或许就是统治者们在选定都城时的一个考虑因素吧。
既然唐朝这么遭，那么宋朝有所缓解吗？遗憾的是，答案是否定，甚至因为宋代商业的急速发展，使得城市卫生问题进一步恶化。两宋最大的卫生问题，其实还要属城市河流的污染。对于当时的中国城市来说，河流可谓是真正的命脉，它不仅提供了城市生活的饮用水，同时河流漕运，也是维系着城市运作的重要通道。
赵昺在翻越了一些前人的笔记后，觉得连茶也喝不下去了。他看到城市河流的画风是：两岸居民，节次跨河造棚，污秽窒塞如沟渠。且仅仅是像河中倾倒生活垃圾还不算，有时民间因有死人之家，无力买地埋葬，便直接将一些尸体抛入河中。如果说河流不干净，那么井水其实更糟，因为当时很多走投无路之人……可见谁都无法确保，你喝的井水，里面是不是泡了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
在一篇杂记中赵昺还看到这样的记载，说起来时间还不太长，就是临安城陷前的事情，曰：人家扫除之物，悉倾于门外，灶烬炉灰，瓷碎瓦屑，堆积如山，街道高于屋者至有丈余，人们则循级而下，如落坑谷；粪秽盈路，京师尤甚，白日掀裸，不避官长，体统亵越，小人相习而暗消敬惮之心。
这句话的意思是各家都把自家的垃圾废物堆在门外，之时街道上垃圾推挤如山，人在上面走就像从山上下来一般。很多老百姓公然在街上大小便，显然已经超出了这位记录者的承受力。除了大小便之外，街道内还布满了人们日常的垃圾和废物。
说到这，有人可能会说中国古代不是有专门的掏粪工吗？尤其这个时代没有化学污染，即便是垃圾也都是有机物，可以沤肥的。而这么多的粪便垃圾，那不仅是宝贵的肥料，且是纯绿色无污染，正好加以利用，放到现代都是钱，怎会能将之白白浪费。
赵昺以为这些话也不能说全错，粪便确实是上好的肥料，掏粪工也确实存在，但是谁告诉你他们是不是真心实意的为人民服务呢！事实是当时的掏粪是垄断行业，被黑帮把持，他们为了使得利润最大化，往往为了漫天要价故意不及时清走粪便垃圾，待其堆积如山后，忍无可忍的市民就会答应掏粪工苛刻的条件，出高价命其清理。
因为这种特殊的利益，往往城市内的污秽总是不能被及时清走，而臭气熏天也就成了城市中的常态。稍微有点家产的会在粪桶里上厕所，然后让掏粪工搬走。而一无所有的穷人，就只能在城市的犄角旮旯处自行解决。而明沟暗渠的堵塞，更加重了污染现象泛滥。一下雨，等于生活在污水之中；自己出了宫便同行走于垃圾堆之中一般了……
现在到了问题非解决的地步了，虽然赵昺并不认为自己以后仍会将杭州作为都城，但是时间却非他能决定的，再有自己可以将临安城改造作为一个城市建设的样板儿，同时留给后世一笔人文遗产，修改历史上对古代都市脏乱差的记载，也许还真能造福于后世。
于是乎赵昺召见工部尚书戚亚卿，令其迅速查明城市现状，寻找导致污染的原因，从而对症下药拿出方案，对临安城进行修整改造，彻底解决问题，还都城青山绿水。
上看才会下顾，皇帝亲自过问，工部一班人自然不敢怠慢，马上投入到了调查研究中。到了五月工部的污染调查报告终于送到了赵昺的案头，他看过后问题主要还是由于自建炎年迁都杭州后，人口大规模涌入，工商业繁荣，城市规模不断扩大，这就出现了城市发展和环境卫生之间的矛盾。而自建炎年后的近二百年又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整修和改造，导致各项设施功能下降，使得问题愈发严重。
首先临安城人口的增加以及坊市制度的打破造成城市土地使用紧张，侵街就成为了人们解决生存空间狭小的途径。居民侵占街衢修造房屋，导致街道中难以过“大车”，道路、桥梁被公私宅舍、商家店铺等建筑物所占据，而沦陷期间，城市管理失控，这种现象更为严重，人们不仅借机侵占街衢，甚至填埋河塘争夺土地，赵昺想想连北宫都被人抢占了一角，可见当时的情况多么严重。
尽管侵街的普遍存在是因为受到人们对金钱、利益过度追求的影响，但它却造成了城市混乱无序的结果，且大大破坏了宋代的城市环境。由于人口涌入中心区，而人天天要吃喝拉撒，每日产生的生活垃圾不计其数。这些垃圾部分是被人直接倾倒在道路上。再有一些民间习俗也多在街道中进行，同样留下了很多垃圾，可街衢狭隘，难以清理，只能日益堆积如山。
此外临安城是国家的政治经济中心，来往商旅众多，大量以牲畜为动力的交通工具也行走于城市道路上。如此多的牲畜行走在城市中，必然产生大量的粪便，也对街道环境造成了污染。另外城市道路多为土路，尘土极多。不仅皇帝出行要洒扫道路，甚至达官贵人们出行也要“细车前列数人，持水罐子，旋洒路过车，以免埃蓬勃”，以致这种洒过水的路有了‘水路’的专称。
作为重要水源江河在受到污染的同时，城中的井水也屡遭污染。而赵昺作为现代人十分清楚，由于地下水是井水的来源，污染了地下水就必然会污染井水。所以，无论河渠、废井，只要是污染了土壤就有可能造成井水污染。
由于这个时代的水井多为土井，井水与土壤之间没有阻隔，所以土壤中的有害物质就非常容易对井水造成污染，特别是城市中街道、河渠污染严重，直接对土壤、地下水造成了危害，进而加重了对井水的污染。而城市中人口众多，商家林立，每口水井都承担着很大的供水任务，垃圾的掉落也极易造成井水污染。另外，由于水井使用频率非常高，致使井水缺乏自净时间，经常处于浑浊状态。
此外，城中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污染源存在。由于手工业的日益发展，印刷、丝织、印染及造纸都是污染大户，再加上军工作坊逐渐北迁到京城，而这些作坊一般都是临江湖建设，也成为水源恶化的重要因素。
现在要解决这些问题，赵昺清楚不仅是场浩大的工程，且也需强硬的手腕和坚决的态度，同时也是对朝廷执政能力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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