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因的话说的很明白，就是什么至于深入漠北、封狼居胥的战争，在后人观感上说，这种深入草原核心地带，随后封狼居胥、犁庭扫穴的全面战争，堪称酣畅淋漓。但成本也高得离谱，即便受降看似兵不血刃，给其的赏赐也会让国库为之一空。

所以这种不计代价的对攻战术虽然看着爽，实际运作中的人力物力消耗过于离谱，其成本更是高得超乎想象。且从实际结果看，可谓效果有限代价沉重，并可能会因此引发经济危机，导致国家内部矛盾加深，从而引发内乱。

作为现代人的赵昺当然更清楚任何时候，全面战争都是最烧钱的政治行动，即便是现代军力和财力顶尖的超级大国也承受不起。因此在两次世界大战后，战争已经不是解决国家之间矛盾的主要手段，分化瓦解、缔结联盟，采用经济手段进行制裁，外交斡旋成为了主流。

在历史上其实历朝历代也不乏有成功的先例。由于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的组织程度往往较低，这就给分化瓦解的战略留下了充足的运作空间。西汉末期和东汉前期对匈奴，隋唐对强盛期突厥，康熙时代对蒙古高原，都采用了分化瓦解的策略。

可以说，比起花钱买和平的受制于人、全面战争的惊人成本，这种分化瓦解策略效果最佳，中原王朝和草原世界博弈最成功的案例都来自于此。当然也有翻车的，譬如北宋末年对金人的奇葩外交，本质上就属于失败的分化瓦解策略。那么，这种战略成败的关键在哪？

赵昺很明白打铁还得自身硬，分化瓦解敌手虽然离不开高水平的实际运作，但成功的实行方都有一个共同特点：策略的实施方本身实力足够强大。

首先，中原王朝自身的实力必须足够强大。匈奴分裂前的国力同汉朝相差甚远，隋唐作为中原大分裂结束后的统一王朝，实力并不比极盛期的突厥差。至于康熙时代的清朝，早在皇太极时代就实际控制了漠南蒙古。正是这些王朝本身的强大，给了他们纵横捭阖、施展外交手腕的底气和空间。

让赵昺郁闷的是自己的列祖列宗只能作为反面典型留世。外交操作奇烂无比，但归根到底，真正烂的是北宋军队，而不是外交手腕。北宋常年压着西夏打的精锐西军，连已经丧失大半领土、犹如丧家之犬的辽军都打不过，自然更不是金军精锐的对手。军事烂成这样再去操弄外交手腕，也难怪沦为笑柄。

其次，对方的集权和组织程度必须较低。汉朝对匈奴、隋唐对突厥施展分化瓦解策略之所以极为有效，是因为西汉末年匈奴已经分裂。隋朝时突厥扩张过快导致名义上的可汗下面山头众多，而唐初分裂后的突厥更在天灾和内战的双重打击下局势一片混乱。

即便是康熙时代，蒙古高原的政治组织退化，属于漠西蒙古的准噶尔入侵属于漠北蒙古的喀尔喀，清朝作为漠南蒙古的共主接受了喀尔喀人的求助，趁这个机会将漠北蒙古也纳入了清朝版图，随后又逐渐吞并了准噶尔控制下的漠西蒙古。

相比之下，作为典型失败案例的北宋末年，北宋相继拉拢了郭药师、张觉等降人，但既不能真正和他们有效合作，又不能对投降过来的人有所担当。而此时金帝国的完颜家族在创业初期精诚团结，根本没有可以外交运作的空间。

不过仅仅一代人之后，金帝国就陷入连续内讧之中，金熙宗时代在全世界历史上血腥和激烈程度都能排上号的多次内乱，还是海陵王完颜亮被弑杀后金帝国陷入的短暂混乱。按说机会难得，让大宋有了操作空间，但由于其入主中原后政权组织度很高，宋朝根本无法从中获得什么实质性利益。

最后，军政天才高超的外交手腕可以事半功倍的达成目标，这里最有名的是裴矩，他周旋在突厥汗国各位大小汗王之间，有效扩大了他们之间已经存在的矛盾，最终让突厥汗国永久分化为东西两部分，并且其中的每个部分也是诸可汗林立。通过裴矩的天才运作，短短一代人的时间内，突厥对中原的威胁基本被消除了。

但是天才的发挥同样受到国力限制。北宋末年，同样有着让金帝国折服、在金国第一代开国贵族中混得风生水起的北宋外交家马扩，他第一次出使金国时就用惊人的箭术征服了在场的金国贵族，其纵横捭阖的外交天赋一点不比裴矩差，但由于宋军战斗力太差，他的外交天赋完全丧失了意义，最后被迫亲自下场，在河北地区上山打游击。

如此做横向比较，战争的成本虽高，而分化瓦解的难度也不小，既要自己有强大实力，又要对方有隙可乘，还得有天才级别的运作。这么来看好像重修长城，画地为牢躲在后面拒绝往来，任其在草原自生自灭，反而是比较省钱省力的选择

“陛下，茶凉了！”看着南朝皇帝端着茶杯陷入沉思，知道其在考虑其中的利弊，笑笑提醒了下又道，“草民大胆，妄作猜测下陛下平元此策，不知是否当讲？”

“哦，朕失神了，先生尽可直言，朕也想听听先生的建议！”赵昺放下已经凉透的茶水，招手唤过小黄门重新烹茶，有些不好意思地道。

“如此草民就大胆了！”刘因略一拱手道，而他看出了南朝皇帝对自己态度的转变，其对自己的称呼虽然只是从‘静修先生’变成了‘先生’，但表明对自己的戒心减弱，对他的才学已经认可，潜意识下已将其视为幕下之宾了。

“陛下平元的战略是欲夺回燕云十六州，将蒙古人远逐塞外，从而使中原有屏障可依，确保江南不再受蛮夷侵扰。而后或是仿秦修边墙将蛮夷隔离于塞北，或是在边境筑堡屯田戍边，或是修坚城以精兵戍守，甚至断绝商贸往来，削弱其实力，皆是欲断绝蒙古南下中原的企图，使失国后无主的蒙元陷入内乱，然后拉拢扶植亲宋势力打击仇宋势力，使他们难以形成合力，以永保边陲的安全。”

“嗯，大概如此！”赵昺点点头道，“我朝此次北伐可以说是倾举国之力，大战之后江南也需要休养生息，中原地区更需时间重建，恢复生产，保障民生。当然其间仍要平定陕甘等地用兵，会牵扯到军力，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会对塞外大举用兵。”

“陛下平元之后，转而整顿内政，恢复民生，稳定局势，确是当务之急，且时机难得。可长远看来，对于我朝发展却不应对蒙古草原形势不闻不问，任其自乱恐将生出祸端，难保再不会出现一个如铁木真一般的盖世英雄。”刘因道。

“嗯，此言甚是。野草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赵昺再度点头道。以他了解的历史这种情形很有可能会出现，而其虽未明言，但非无暗指自己这个本该做亡国之君的人，却再度崛起重整江山。

历史上的明朝就是对蒙古残余执行的独特又极端的政策。自朱元璋时代起，对从北京逃出、流亡到北方的元朝廷残余势力进行了多次凶猛打击，虽然一度遭遇挫折，但在十四世纪末蓝玉领衔的捕鱼儿海之战大获全胜后，北元朝廷的权威事实上土崩瓦解。

在朱元璋统治末期和朱棣发起“靖难之役”的日子里，威权扫地的北元朝廷内讧程度远比中原激烈，十多年内就有五位自称北元皇帝的统治者死于自相残杀，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对草原上的统治权逐渐从实至名归沦为纯粹法理。

到十五世纪初，赢得了内战的朱棣正式掌握大权时，草原世界已经变成了各种游牧部落联盟。在这期间，明成祖朱棣有效利用“以夷制夷”的传统手段，多次亲征阿鲁台、马合木等新崛起的势力，大致控制蒙古高原的秩序。但等他死后，蒙古高原的局势完全超出了明廷的掌控。

所以在明朝的大部分时期，蒙古高原的政治组织程度很低，比起成吉思汗时代到北元灭亡这段时间，毫无疑问是一盘散沙。在草原世界的乱战中短暂占据上风的军阀，并没有从成吉思汗到蒙哥汗时代那种权威。

而自朱棣后明代的接任者开始大规模修筑长城和建设边镇，修筑堡寨，试图借此隔断中原与蒙古草原上的联系，阻挡游牧民族北侵。这种情况带来的一大后果是，无论中原王朝还是草原世界，大规模军事作战水平都在这种低烈度的边境冲突中急剧退化。

这种相对平稳的格局之下，毕将会有新的枭雄崛起，导致东北方向的后金人将成为这种军事能力退化的最大受益者，并最终成为中原王朝和草原世界的共同统治者达两个世纪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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