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托！拜托！”我差点儿没给吴老大跪下，“求您封上您的金口吧，阿弥陀佛！”

“哪有那么邪门儿？！”吴老大一脸不屑，“要是我说两句就能有命案，那我才真是大神级的人物呢。”

“哎，你还别说，老大。”林涛严肃地说，“这事儿可就是这么邪门儿，比如我们的秦大科长，每次一说闲啊、轻松啊、无聊啊，必有命案。这就叫作乌鸦嘴。”

“哦？”吴老大笑得前仰后合，“那我倒要看看我是不是乌鸦嘴：有命案！有命案！”

“不和你们玩了，你们这是玩火。”我瞪了他们俩一眼，说，“我们五个人昨晚一晚上没睡，破了个案子。现在瞌睡虫来找我们麻烦了，我们要回去睡觉。”

“哈哈哈哈。如果我也是乌鸦嘴，那你们岂不是又睡不成了？”吴老大还在自娱自乐。

“丁零丁零……”

随着我手机铃声的响起，所有人都收起了笑容。

“不是吧？！”吴老大瞪大了眼睛。

“还行不？”师父说话总是这么简洁。但是我听到这三个字的时候，就知道我再次中了乌鸦嘴的招儿。

“呃……行。”我迟疑了一下，说。

即使警力严重不足，省厅法医科、痕迹检验科也会勉强凑出两套人马，防止同时发案时应付不过来。如果我回家睡觉的话，另一组肖法医和方法医也可以立即赶赴现场。但在接到电话后的短暂的三秒钟里，我的脑海里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破案的诱惑还是压过了睡觉的诱惑，于是一口应承了下来。

师父说：“程城市发生一起枪案，你们现在出发，两小时内赶到现场。”

“枪案？”我说，“人死了没有？”

“废话。”师父挂断了电话。

虽然被师父挂了电话，但是我一点儿也没觉得自己说的是废话。人体本身就很奇怪。有时候，看起来很轻的伤会要了小命；看起来很重的伤，反而还能活下来。我在老家实习的时候，就碰见过一个这样的案例。

那天我正在法医门诊当班，当时父亲身为分管刑侦的副局长，他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检察院正在办一个案子，枪伤，他已经联系好了，让我跟着去学习学习。

我接完电话后蹦起老高，枪伤可真不多见，就连我们大学的法医老师也见得很少。当然，这得益于我国对枪支的有力管控。我当时想都没想就打了个车赶往市人民医院。当时打车的起步价是三块，法医门诊和医院的距离也就在起步价之内。下车的时候，我潇洒地掏出了一张五元的纸币给司机师傅，又潇洒地说了一句：“拿着，不用找了，别客气。”

原本以为检察院的法医同志会直接带我赶赴太平间，没想到他们却带我走进了病房。

病房的走廊里靠着一个人，头上缠着绷带，咋咋呼呼地对医生说：“我告诉你啊，老子是被枪打的，你们不帮老子把子弹从老子的脑子里取出来，老子跟你们急！”

这句话乍听起来像是一句绕口令，我仔细回味过来后，心情很复杂。如果用现在的语言来描述我当时的心情，那就是“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惊呆了！！！

看过X片后，才知道这个人是被跳弹击伤的。因为子弹打在石头上，失去了旋转力，所以就失去了“弹后空腔效应”，这样的子弹的杀伤力已降低数百倍。跳弹从石头上弹起后，正好击中了这个人的脑袋。虽然子弹打破了他的头皮和颅骨，进入颅腔，但此时的子弹已如强弩之末，毫无杀伤力可言了。没了力气的子弹钻进他的脑袋后，在大脑实质内停下，没有伤到中枢，也没有打破大血管。所以，这个中弹的人并没有发生脑出血，也没有出现任何神经系统的症状体征，因此，他还可以在这里咋呼。

作为法医，对于这样的枪伤，没有什么好检验的，根据当时的伤情鉴定标准，依据开放性颅脑损伤的事实给他定了个重伤害。后来我也关注了他的治疗情况，医生很轻松地从他颅骨的洞里把子弹弄了出来，颅骨都没锯开。

因为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我才会问出刚才的那句话。

虽然大宝和林涛对我这句话的用意不是很清楚，但是师父规定的时限很紧张，我们连批评吴老大的时间都没有，就赶到了楼下的车队里。

韩亮还没有到，我们焦急地等待着。林涛倒是很悠闲地整理着自己的头发，问陈诗羽：“困吗？”

陈诗羽居然没有搭理他。这让我很是意外，眼前的这个姑娘，真的是女人吗？居然有女人不搭理林涛！

我们焦急地等待了二十分钟，才看见一辆奥迪TT风驰电掣般开进车队，韩亮来了。

“有没有搞错？不知道要随叫随到吗？”我有些生气。

韩亮一脸委屈地说：“你上楼的时候，说了让我回去休息的好吧？谁知道又来案子，你们是不是该去庙里拜一拜了？这二十四小时里，就出了三起案件。”

“大清早的，你不会是去泡妞了吧？”大宝一脸神秘，“又换女朋友了？”

韩亮耸耸肩膀：“我就是送一个刚认识的妹子上班而已。反正昨晚你们尸检，我睡得挺舒服。”

“这种时候，女人居然比睡觉的诱惑还大？”虽然知道韩亮这个富二代的无数情史，我仍不能理解他的所作所为。

车辆的颠簸很快把我们催入了梦乡，我仿佛梦见那个中弹的人在活蹦乱跳地高声指责我们出警慢了。

随着车子颠过高速公路的减速带，我们依次醒来，看见了收费站顶上的“程城”两个大字。

我们到了。

睡了两个小时后，清醒了许多，顾不上全身的酸痛，我们直接赶往现场，开始了侦破新案件的征程。

2

我们的警车在当地警车的指引下，向程城市西郊的方向开去。不一会儿，就到了一个村落。这是一个挺大的村落，看起来人丁兴旺。

现场位于村落中央一条大路的旁边，警戒带的外面早已站满了大量的围观群众。

我揉了揉惺忪的双眼，伸了个懒腰，拎着勘查箱走下了车。

作为村子里的主干道，现场的这条水泥路显得很宽敞。因为现场在室外，为了保护周围的痕迹物证，先期赶到的民警已经在中心现场两边各一百米处设立了路障和警戒带。我们三个人戴好勘查证，越过警戒带，向中心现场走去。

这次的枪伤，死人了。

一个三四十岁的男子躺在路边的一棵树下，身边有大量的血迹。从中心现场向北十米处，可以看到成趟的血足迹，步行方向是朝中心现场来的。

作为一个痕迹检验技术员，林涛对足迹是喜闻乐见的。我们还在观察现场周边的环境，林涛已经跑到足迹旁边俯下身子查看了。观察了一会儿，他又走到尸体旁，看了看尸体的鞋底，说：“哦，这趟血足迹是死者自己的。”

“有没有别人的？”我问。

林涛摇摇头，说：“没有，从血足迹的特征看，只有一双鞋子，就是穿在死者脚上的这双。”

“那这附近找不到其他人的足迹吗？”陈诗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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